從大西北考察回來，畢竟是滿60歲的人了，由于過度疲勞，李燭塵病倒了。

即便在病中，他還是把考察中寫的文字整理好，寫了本《西北歷程》，有12萬字。

不久，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1898—1976)派秘書徐冰(1903—1972)前來探望臥病在床的李燭塵。

這一年底，李燭塵還參加了“永久黃”與中共地下黨合辦建業銀行的籌建工作。

那時，范旭東對中國共產黨還不是很了解。1943年，他與化名龔再僧的中共地下黨人龔飲冰(1896—1976，1923年入黨)認識。共同籌辦私營建業銀行時，并不清楚也不在意對方的政治背景。

只要真誠支持“永久黃”事業的人，范旭東都非常歡迎。銀行開業時，他說國家強盛必須振興實業，而實業發展有賴于金融界扶持，同時金融界又要以工商業為基礎才能發揚光大。

相對范旭東，李燭塵對中國共產黨要熟悉得多。

1940年10月14日，周恩來在重慶曾家巖就和李燭塵等人見過面，告以中國共產黨對待民族資本家政策，希望他們把西南民族資本家聯合起來，對抗官僚資本。

這是李燭塵與周恩來第一次見面。

還有，當時任陜甘寧邊區主席的林伯渠(1921年入黨)，不但是李燭塵在常德求學時的同學，而且在日本留學時兩人也常來往。

更何況李燭塵的兒子李文采(1906—2000，1930入黨)本身就是中國共產黨黨員。

1906年10月26日，李文采出生于湘西永順毛壩，那時李燭塵還在常德湖南西路公立師范學堂讀書。

1920年，14歲的李文采跟父親來到天津塘沽成美中學(后改為匯文中學)讀書，1926年轉入南開中學，1927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學。

1930年，李文采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1年從上海交通大學畢業時，李文采告訴父親，不會聽他的意愿去鐵道部任職，而要按照中共地下黨的委派去蘇區工作。

這讓李燭塵深感突然，但看兒子態度堅決，就支持他去了。

李文采被派到湘鄂西蘇區組建電臺，在賀龍領導的紅三軍任電臺臺長。

1932年底，根據地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瘋狂圍剿，李文采與黨組織失去聯系，輾轉回到天津家中隱蔽。

后來隨著風聲日緊，見敵人企圖暗害他，李燭塵就資助兒子去了德國留學。

1939年6月，李文采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在重慶很快就找到了黨組織。組織上指示他利用留德博士身份和父親李燭塵的威望，在工商業界上層人士中活動。

1944年11月，周恩來在重慶召開工商界人士座談會，李燭塵應邀出席，講了在西北考察的見聞和感受，周恩來連連點頭表示贊同。

從此，兩人交往就多了起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8月28日，為了盡可能爭取和平民主，中共中央派毛澤東和周恩來等飛往重慶與國民黨談判。

1945年9月17日下午，正在重慶談判的毛澤東(1893—1976)在張治中(1890—1969)將軍居住的桂園舉行茶會，邀請重慶工商業人士座談，李燭塵和范旭東等應邀出席。

這是李燭塵第一次見毛澤東。

毛澤東開門見山就說自己是個文人，讀了幾年書，打了一些仗，在經濟方面是個門外漢，和各位見面就是交朋友拜老師的，想聽聽大家對建設國家的高見。

謙恭的開場白，拉進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輪到范旭東和李燭塵發言時，他們介紹了“永久黃”艱難的發展歷程，說設備陳舊、技術落后固然是障礙，但面臨最大困難還是和平安定的社會環境。

毛澤東說，中國的民族工業要發展，就必須搬掉兩座大山，一座叫封建主義，一座叫帝國主義。從鴉片戰爭以來的100多年里，人民前赴后繼，就是為了搬掉這兩座大山，中國共產黨從1921年成立以來，也是為了搬掉這兩座大山。

談到企業發展路上的艱辛歷程，毛澤東說，中國共產黨成立20多年來，領導人民不屈不撓地斗爭，經歷過太多的艱難困苦。如今到重慶來，就是不愿打內戰，為了爭取和平和民主，任何危險和困難都可以置之度外。

毛澤東闡述了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和中國共產黨對民族工商業的政策，著重指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中國，民族資本是得不到發展的，只有國家獨立，民族工商業才會有發展前途，我對民族資本家是當成朋友的。”

會客廳掌聲雷動，李燭塵悄悄對范旭東說：毛先生爐火純青，不愧是偉大的政治家。

范旭東輕聲應道：中國的未來，看來只有靠中國共產黨，才會有希望。

座談會結束時，毛澤東起身送客，向走在后面的范旭東說，如果建立聯合政府，范先生可否出任經濟部長？

范旭東推薦了李燭塵。

范旭東說他只能辦實業，做不了官。李燭塵不僅是技術專家、實業家，還是經濟和管理專家，適合擔任經濟部長。

毛澤東對李燭塵并不陌生。“永久黃”在中國乃至世界上都很有名，再說上個月李燭塵還在《大公報》和《解放日報》發表談話，歡迎毛澤東來重慶和談。

9月22日，李燭塵與胡厥文(1895—1989)等人在特園共同聯名宴請毛澤東、董必武(1886—1975)和王若飛(1896—1946)。席間，他們告訴毛澤東，正與黃炎培(1878—1965))等人在籌建民主建國會。

幾天后，毛澤東和周恩來、王若飛等在中共代表團辦事處舉行重慶工商界團體負責人座談會，李燭塵再次出現在名單中。

似乎從那段時間開始，也注定了李燭塵生命最后20多年的方向和道路。

是的，從實業家逐漸成為社會活動家和政治家。這不僅僅是個人生存空間的擴展，更是從關注企業發展向關心國家命運的升華。

1945年，無疑是中國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

在決定中國命運和發展方向的這個年份里，盡管李燭塵已經63歲了，但他依然像30歲走出湘西大山一樣，迎來了人生又一個春天。

當年，他走出湘西大山，不就是為了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留學日本，不就是找尋讓老百姓過好日子的道路？進入“永久黃”，不就是希望實現“實業報國”的夢想？

事業剛有起色，抗戰爆發，生機勃勃的“永久黃”幾乎毀于一旦。

西遷之后，雖有發展，但舉步維艱。抗戰勝利了，國民政府與官僚資本家沆瀣一氣，排除民族工商業，所有想法都是空想。

如今，他見了毛澤東，聽了中國共產黨政治主張，仿佛看到了事業曙光和國家希望。

特別是讀毛澤東寫的《沁園春·雪》，他想起了西北考察路上迎風飛舞的雪花，想起了天津久大那閃閃發光的鹽池，想起了湘西毛壩那漫山飄揚的芭茅花……

好一個“江山如此多嬌”！好一個“欲與天公試比高”！李燭塵長時間沉浸在這詞渲染的意境中，往事像鏡頭般一一閃過，他感到渾身充滿力量！

“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是的，往事已矣，一切都過去了，我們唯有把握住當下，才能創造出美好的未來！

1945年9月，李燭塵從重慶登上了北上的飛機，他去天津，不但要收復被日本占領過的“永久黃”，而且還要發展他為之獻身的事業。

然而，重慶談判還沒有結束，“永久黃”的創始人范旭東心力交瘁，積勞成疾，于10月4日轟然倒下，終年62歲。

“永久黃”重興大業才剛剛開始，范旭東就走了。從1918年到1945年，兩人長達27年的共事，一路篳路藍縷，榮辱與共，往事歷歷在目，李燭塵悲痛萬分。

在李燭塵心中，范旭東不但是自己的伯樂，生命中的貴人，而且還是真正有氣節的愛國實業家。

范旭東曾說過，“永久黃”今天去倡辦實業，目的并不在發財。我們是在革命，革列強經濟壓迫的命。

在大大小小會議上，范旭東多次強調，辦實業要有世界眼光和為人類服務的精神。“為救國家的危亡而辦實業，在環境許可之下，不問實業的大小，努力往前干下去。”

范旭東去世后，毛澤東的挽詞稱他為“工業先導、功在中華”。

1953年8月，毛主席單獨接見李燭塵時，又說了4位不能忘記的實業家名字，其中就有范旭東。

是的，不能忘記范旭東對中國化學工業的貢獻，更不能忘記他留下的企業家精神，這種精神概括起來就是為愛國、實干、創新、堅韌和擔當。

如今，談及近代湖南人對中國革命的貢獻，大家非常熟悉的話語就是“無湘不成軍”。

其實，只要好好研究一下范旭東、李燭塵為代表的湖南實業家，我們完全還可以加上一句：“無湘不成商”。

記住，他們是實業家，是事業家，不是資本家。

言歸正傳。

送別范旭東后，雖經李燭塵和侯德榜等人力挽狂瀾，但“永久黃”何去何從，前途未卜。

在一片悲痛中，永利、久大兩公司召開了會議，決定“永久黃”團體由李燭塵、范鴻疇、侯德榜三人負責。

李燭塵任久大總經理兼任永利公司副總經理，侯德榜任永利總經理。李燭塵作為全權代表，負責塘沽兩廠的交接。

1945年11月15日，李燭塵抵達天津永利堿廠，當即召見日本相關負責人，對方擬將準備好的資料要求簽字。

李燭塵憤然地說：世上哪有強盜搶了東西，還要物主打收條的道理？說著，把這些資料奪了回來。

然而在這個過程中，李燭塵發現：要像過去那樣恢復生產并不容易了，國民政府以種種理由在搪塞，甚至阻攔。

說白了，國民黨當時搞接收，不僅要接收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財產，而且還想連國內大小企業的財產一并拿過去。

如何維護企業合法權益？怎么樣把大家的正確主張上升到國家層面？

動蕩的時局和殘酷的現實，不斷撞擊著李燭塵的心。

毛澤東不是說民族資本階級也是人民的組成部分嗎？作為“永久黃”的大管家，自己思想不能太“酸”，主張也不能太“堿”，他在謀求一條政治上的中間道路。

在國民黨統治區，許多民主人士、知識分子以及民族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都關心抗戰勝利后國家的命運和前途，贊成中國共產黨主張，要求政治民主、經濟民主，實現和平、民主建國。

國共兩黨簽訂了“雙十協定”后，大家都同意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保障人民民主權利，承認中共及一切黨派平等合法地位，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等。

一時，國內的政治氣氛空前活躍。

以李燭塵、胡厥文為代表的愛國民族資本家和黃炎培為代表的進步知識分子奔走呼號，在統一認識的基礎上，決定發起組建民主建國會。

1945年12月16日，民主建國會在重慶白象街實業大廈舉行成立大會。

大會選舉產生了李燭塵、黃炎培、胡厥文、章乃器等37人為理事，通過了政綱、組織原則和章程，并發表了成立宣言。

大會闡明了當時民主建國會對建國理想和建國之途徑，以及政治，經濟和文化之主張。

政綱中說，建國之最高理想為民有、民治、民享，而政治民主，才能貫徹民有，實現民享。所以民有、民治、民享應以民治為中心。

12月19日，在重慶江家巷一號大廈，民建舉行第一次理監聯席會議。

根據組織原則規定：“不采取領袖制，會務分工負責，重大事宜，以合議制決定之。”互選為李燭塵、黃炎培、胡厥文等11人為常務理事。

1946年1月8日，民主建國會在重慶西南實業大廈舉行了茶話會，招待舊政協代表及各界名流和新聞記者，李燭塵、黃炎培等報告了成立經過及政治主張。

從此，民主建國會登上了中國政治舞臺。

1946年1月10日至2月1日，舊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舉行。李燭塵作為社會賢達代表出席會議，他雖不是民主建國會代表，但言行必然反映組織主張。

在大會發言時，李燭塵認為中國應以農立國，把解決農民的生計問題放在首位。

他主張政府應該首先改革農業，工業則由民族工業界去辦。因此他響亮地提出：“國農民工”的口號。

李燭塵還建議把民族資本與官僚資本區別對待。對民族資本不是節制而是扶植的問題，對官僚資本倒是該節制，也必須節制。

然而，國民黨不顧全國人民強烈反對，悍然發動內戰，所有美好的想法化為泡影。

即便在舊政協會議召開期間，大家聚會還遭到了國民黨特務擾亂，發生了“教場口血案”。

在痛斥國民黨特務暴行后，李燭塵由重慶飛往天津，繼續積極進行戰后“永久黃”的接收重建。

有次清點車間，李燭塵發現原永利铔廠硝酸設備被劫運到了日本，就立即向國民黨政府申請要求前往拆回。

李燭塵不計安危，利用參政員身份向蔣介石(1887—1975)當面直諫。他認為去日本追回劫物，不是企業的小事，而是國家基本尊嚴。

通過兩年多努力，1948年4月11日，這臺設備終于到達南京铔廠碼頭。據載，這也是中國從日本追回被劫物質中唯一完整的設備。

回到天津，除了做好“永久黃”重建工作，李燭塵還發起成立了工業協會，每周三、五聚會，又稱“三五俱樂部”，參會的多是天津工商界代表人物。

在李燭塵邀請下，中共地下黨員李定(1923—2000)利用《大公報》記者身份經常參加集會，借機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和革命形勢。

戰爭很快來臨，國民黨兵敗如山倒。“三五俱樂部”不少成員擔心，自己企業也會被炸得灰飛煙滅。

為免受戰火，李燭塵多次去勸降守敵陳長捷(1892—1968)和杜建時(1906—1989)，爭取了不少寶貴時間，為迎接天津解放功不可沒。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1月31日，古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中共中央決定召開新政協籌備會議，李燭塵應邀參加，被分在第三小組，組長是周恩來。

6月21日，在新政協籌備會議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新政協會議改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決定由陳云(1905—1995)、李燭塵等五人負責工商方面的組織籌備發起工作。

也就在這天，李燭塵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主席團成員。

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毛澤東主席致開幕詞：“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

9月30日，全會選出了毛澤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主席，選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56人，李燭塵名列其中。

在10月1日下午舉行的開國大典上，李燭塵見到了老同學林伯渠。

從1902年在常德求學時相識，轉眼47年過去了，此時此刻，千言萬語，抵不過兩位老同學的雙手緊握。

毛澤東主席向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站在天安門城樓，67歲的李燭塵感慨萬千，禁不住詩興大發：贏得初春數日閑，攀登偕眷縱游觀。晴空萬里無纖垢，畿輔千家簇錦團。北岳竣天環鐵壁，南效連海奠銀瀾。望中瑞藹紅城闕，奠定新都帶礪安。

1949年10月1日出版的《人民日報》刊登了記者對李燭塵訪談，他認為：談建設工業化，首先要農業生產的恢復與發展，今后的工業第一步是需要而且必須面向農村協助農業生產的發展。

李燭塵還說：整理現有的工業設備，脫離半殖民地性，使之整體化，成為獨立的工業，以為未來大規模經濟建設工業化的基礎。

參加完開國大典后，李燭塵就回到了天津。雖然到處是建設新中國熱火朝天的動人情景，但是廠屋破舊，彈痕斑斑，倒塌的圍墻下垃圾四處飛揚……

“永久黃”該何處去？

回顧永利、久大成立至今，已有30多年歷史了。在過去很長一段時期，它一直處于社會發展的前列，可時到今日，舉步維艱，竟然成為包袱。

作為久大鹽業公司總經理、永利堿業公司副總經理，李燭塵不得不考慮公司的生存和發展。

思來想去，也進行過無數條途徑的探索和嘗試，他認為唯一的出路還是依靠政府幫扶。

1950年8月28日，經過深思熟慮之后，李燭塵、侯德榜代表久大、永利聯合向人民政府申請公私合營。

李燭塵在會上動情地說：假使我們還活在歷史的回憶里，拿歷史作根據，來麻痹自己，必會遭受時代的遺棄。

1950年11月5日，董事會決定就公私合營一事召開臨時股東會。

有股東質問：很多私人工商業都仍在經營，為什么我們公司要合營？有股東則認為此應從長考慮，緩一步進行。

為此，李燭塵解釋到：合營不是合并，合營可以說是合伙，是我們在困難時期請求政府幫助，并非政府要強求加資。

他說，以往的社會，政府腐敗，貪污無能，唯利是圖。“我們現在身處新中國，是共同經營事業，是利用舊的增加新的，筑成另一堅強的新基礎，再向發展的路上走。”

情真意切，拳拳之心。

數十年之后，不少“永久黃”的老員工回憶起這段往事時，仍對李燭塵的遠見和魄力充滿敬佩。

在進行公私合營過程中，李燭塵也看到了不少工商業者的擔心，大家都在觀望，盤算，憂慮。

他想，能不能為政府和工商業者間搭建橋梁，或者說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組織，真正做到“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

1950年3月4日，天津河北路二百一十號，原舊商會會址。李燭塵組織天津工商界頭面人物和100多位企業工會代表，商議成立工商聯事宜。

李燭塵說，工商聯是我們自己的組織。在愛國前提下，也要愛這個家，在反映工商業合理意見和代表工商業正當利益上非常必要。

所以，大家一定要團結。

但他同時認為，強調團結不是舊商會、幫會那樣，工商聯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群眾組織，主要是發展經濟，完成國家計劃經濟，支援新中國建設。

人是社會的人，不是孤立的存在。如何處理好個人與企業、企業與國家的關系，成為了大家討論的焦點。

李燭塵說，新中國剛剛成立，百廢待興，加上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一直存在，不把個人利益和國家發展緊密結合起來，也必然舉步維艱。

大家雖對中國共產黨經濟政策不太熟悉，但知道李燭塵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聽他講述發展藍圖，眾人暢所欲言，最后形成共識：堅定跟中國共產黨走。

1950年4月29日，天津市工商業聯合會隆重成立，會員單位多達6.5千余戶，涉及144個行業商會和同業公會。

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個工商業團體，李燭塵當選為主任委員，王光英(1919—2018)為秘書長。

與此同時，9月24日，民主建國會天津分會正式成立，推選李燭塵為主任委員。

天津市工商聯和民建天津分會的成立，對團結引導全市民族工商業界解放思想、消除顧慮、明辯是非、認清前途、發展經濟等方面的作用不言而喻。

1951年2月28日，《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統一戰線工作的指示》明確提出：“必須加強工商業聯合會的工作，準備成立全國工商業聯合會。”

1953年10月23日，中華全國工商聯第一屆會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宣告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成立。

在這次會議上，陳叔通(1876—1966)當選為主任委員，李燭塵當選為第一副主任委員。

1955年，中國共產黨對私營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工作全面開展。

這一年4月，中國民主建國會在北京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章程并決定其工作方針和任務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根據國家過渡時期總任務的要求，團結、教育中國民族資產分子積極接受社會主義改造。

大會選舉出157名委員組成的第一屆中央委員會。黃炎培(1878—1965)當選為主任委員，李燭塵當選為第一副主任委員。

10月28日，全國工商聯第一屆執委常委第四次會議決定：推舉李燭塵駐會辦公，領導全國工商聯一屆執委二次會議的召開。

1956年1月30日，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開幕，李燭塵代表全國工商界在中南海向中共中央報告社會主義改造取得的偉大成績。

李燭塵還代表天津工商界給毛主席獻上了一面錦旗，錦旗上寫著18個大字：敬愛的毛主席：我們永遠聽您的話，跟著黨走！

1959年12月16日，民建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與中華全國工商聯第三屆會員大會在北京同時召開，大會提出了“聽毛主席的話、跟共產黨走、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口號。

這就是“聽、跟、走”口號的由來，且又剛好18個大字！

在這次同時召開的大會上，李燭塵再次當選為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員和中華全國工商聯副主任委員，均再次排在第一位。

1965年，民建中央主任委員黃炎培去世后，李燭塵代主任委員，直至1968年去世。

責任編輯：朱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