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燭塵(1882－1968)原名李華搢，土家族，湖南永順人，第四屆全國政協副主席。著名愛國民族實業家和政治活動家，中國民主建國會、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重要創始人和領導人，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

李燭塵一生順應歷史大潮，不斷追求光明和真理，為國家獨立、民主、富強而不懈奮斗。從立志實業救國，東渡扶桑學成歸來，參與創建“永久黃團體”，成為著名愛國民族實業家，到深歷抗戰苦難，在中共引導和幫助下積極投入反內戰反獨裁、爭取和平民主建國的民主愛國運動，參與創建民主建國會，成為有重大影響的民族工商界代表人士；再到新中國成立后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食品工業部、輕工業部、第一輕工業部部長，中國民主建國會第一、二屆中央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代理主任委員，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第一、二、三屆副主任委員，第四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在中共領導下團結民族工商界恢復和發展生產、接受社會主義改造，推動食品和輕工業發展，在各個歷史時期為民族化工工業建立和發展、爭取抗戰和解放事業勝利、新中國經濟恢復和發展做出重要貢獻。

李燭塵是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特殊時期成長起來的老一輩民主黨派人士重要代表，在中共團結、引導和幫助下，逐步認同和接受中共的思想主張，擁護中共的領導、堅定社會主義的信念，堅持與中共風雨同舟、親密合作，共同致力于國家強盛、民族振興，為民主黨派人士與中共親密合作樹立光輝典范。

一、在矢志實業救國中成為民族化工業杰出開拓者

李燭塵出生在內憂外患的清朝末年，幼年就讀于私塾，19歲考中秀才，24歲走出湘西大山，考入熊希齡舉辦新學的常德西路師范學堂理化科學習。后受維新變法新思想的影響，開始探尋救國救民的道路。

1912年，李燭塵東渡日本學習電氣化學專業，并立下“實業救國”的志向。1918年從日本學成歸來，與范旭東、侯德榜等一起歷盡艱辛，先后創辦久大精鹽廠、永利制堿廠，并在民族工業界首創“黃?；瘜W工業研究社”，成立三位一體的“永久黃團體”，成為當時東方最大化工企業集團、民族資本企業集團。1926年，永利生產的“紅三角”牌純堿在美國費城舉辦的“萬國博覽會”上榮獲最高榮譽金質獎。1930年，又在比利時舉辦的工商國際展覽會上獲得金獎。“紅三角”牌純堿一經面市就暢銷國內外，一舉打破英國財團對中國市場壟斷。后又制成燒堿，1931年日產可達180噸，從而結束帝國主義“一磅堿一盎司黃金”掠奪我國人民的歷史。面對我國化工工業的崛起，英國財團曾想方設法通過向財政部鹽務署增加鹽稅、合作、降價等各種途徑妄圖打垮永利堿廠，李燭塵等與其進行堅決斗爭，千方百計頂住帝國主義經濟侵略壓力，使民族化工工業在惡劣環境中得以萌芽成長。

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全面侵華，抗日戰爭爆發。李燭塵等人拒絕與日本人“合作”，華北的久大、永利慘遭日寇劫掠，“永久黃團體”決定全部內遷四川。李燭塵任遷川總負責人，并親自安排組織，耗時近兩年才將數萬噸機器設備及數千名員工及家屬全部轉移到四川，在抗戰大后方創立了一個民族化學工業中心?？箲饡r期，李燭塵等以民族利益為重，不斷改造制鹽技術，全國的軍需民用鹽幾乎全部來自于他們生產的川鹽。

李燭塵作為“永久黃團體”主要創建者之一，與范旭東等憑著滿腔愛國熱忱、一身民族正氣、百折不撓的韌勁，開創了我國民族化工工業，同時，他作為學貫中西的“大管家”，在企業管理特別是人事管理上建樹頗多，為民族化工工業崛起培養了一支具有當時世界水準的技術人才隊伍。1945年9月17日，毛澤東在重慶桂園舉辦茶會招待產業界人士李燭塵、劉鴻生等時，公開贊揚他們為民族工業所作的貢獻。在離開重慶前幾天，毛澤東單獨約見李燭塵就中餐，毛澤東再次稱贊：“燭塵先生和范旭東先生創辦化學工業，對國家的貢獻是功不可滅的?！?br/>

二、在中共引導幫助中成為民族工商界重要引領者

抗戰時期，深歷“三座大山”壓迫、摧殘和遷川苦難的民族工商界人士，對國民黨政權的腐敗無能和民族工商業悲慘處境深有認識，并意識到為了民族工商業生存和發展需要進一步聯合。當時的李燭塵因對民族化工工業的貢獻，已成為民族工商界重要領袖人物。中共為爭取他在民族工商界發揮更加積極作用，加強了與他的聯系、引導和幫助。

1943年，周恩來委派秘書徐冰(邢西萍)與在重慶的李燭塵建立聯系后，還邀請他參加各解放區的展覽，使其對中共有了初步認識。12月，中共籌辦私營建業銀行，李燭塵積極支持并參與籌辦，在1000萬元法幣注冊資本中“永利”“久大”投資達2/3。1944年冬，周恩來、王若飛等在重慶特園邀請工商界人士召開座談會，邀請李燭塵、章乃器、胡子昂、吳羹梅等40多人參加。周恩來在會議上突出愛國主義主題，強調抗戰到底，實現民族獨立、國家富強，號召工業家們為國家作貢獻，李燭塵發表意見支持周恩來的觀點。1945年，李燭塵與許滌新、沙千里等一起創辦“中國經濟事業協進會”，當選為常務理事。同時隨著民族資產階級政治上逐步覺醒，組織上也得到了加強，先后在重慶成立了“遷川工廠聯合會”“中國全國工業協會”及其分會，李燭塵分別當選常務理事和分會理事長。

抗戰勝利后，蔣介石先后三次電邀毛澤東到重慶談判。1945年8月，毛澤東率中共代表團抵重慶和談。在民族工商界頭面人物明哲保身而不敢公開與共產黨接觸之時，李燭塵深明大義、挺身而出，在《大公報》和《新華日報》上發表談話，歡迎毛澤東來重慶和談，周恩來對此給予高度評價。9月，毛澤東先后與重慶民族工商界人士進行三次交談，其中在曾家巖50號中共代表辦事處邀請重慶民族工商界各團體負責人舉行的座談會上，提出和平建國基本方針，闡明中共對民族工商業的政策，在民族工商界產生了重大影響。李燭塵先后應邀參加交談，為毛澤東大無畏精神、共產黨人寬廣胸襟所折服，激發了投入民主愛國運動的熱情。10月，周恩來在“星五聚餐會”上對民族工商界發表“當前經濟大勢”的著名演講，肯定民族工商界對政治的關心，表明中共要求和平民主的愿望，全面闡明中共經濟綱領和方針政策，李燭塵認真聆聽并從中看到前途和光明，越發堅定了與中共做真誠朋友的決心。

與此同時，抗戰勝利給全國人民帶來了無限喜悅和憧憬，社會各界代表人士紛紛組織團體和政黨呼吁“和平統一、民主建國”。民族工商界也在周恩來、王若飛、董必武等的支持與鼓勵下，開始籌建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第一個政黨――民主建國會，作為民族工商界重要領袖人物的李燭塵積極參與到發起和創建工作。在重慶談判期間，他曾告訴毛澤東正在同黃炎培、胡厥文等籌組民主建國會，政治態度是“不右傾、不左袒”，主張“民有、民治、民享”，為爭取民主政治、維護產業界生存而斗爭。據黃炎培日記記載：1945年10月1日中午、3日夜、6日下午，在章乃器家，李燭塵與黃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楊衛玉、孫起孟、吳羹梅、章元善等一起多次討論、反復修訂，形成了民主建國會政治綱領、組織章程等文件。12月16日，民主建國會在重慶白象街西南實業大廈召開成立大會，直選出37位理事和19位監事，李燭塵當選為理事，李燭塵曾向毛澤東提出的“不右傾、不左袒”“民有、民治、民享”等主張寫入民主建國會政綱中。12月19日，民主建國會舉行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公推李燭塵為主席，互選李燭塵、黃炎培等11人為常務理事；公推李燭塵為下屆召集人，互選李燭塵、彭一湖等五人為常務監事。12月20日，在李燭塵主持下，民主建國會成立大會選出的理監事組成聯席會議，成為民主建國會最高權力機構。中共對民主建國會的成立給予肯定，《新華日報》對成立消息及大會情況進行了及時報道。

1946年1月10日，舊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因當時民主建國會的成立并沒有得到國民政府的承認，黃炎培和李燭塵只得分別以民盟盟員、無黨派社會賢達身份參加會議。他們在會上提出由民主建國會集體協商形成的和平建國、政治民主、黨派合法化等“八項初步意見”，得到包括中共代表在內的大多數代表支持。

會議期間，國民黨反動派發動“滄白堂事件”，黃炎培、李燭塵等領導民主建國會公開反對國民黨特務組織的破壞活動及暴行。2月2日又發生震驚中外“較場口事件”，李燭塵與王若飛、董必武等11人聯名向國民黨政府提出抗議。“滄白堂事件”和“較場口事件”，是民主建國會成立后在爭取和平民主斗爭中經受的一次戰斗洗禮，也是中共與黃炎培、李燭塵等民主人士通力合作，與國民黨政府開展的一次合法有力的斗爭，最終迫使國民黨代表在政治協商會議上通過的協議上簽字。

1946年6月，國民黨政府不顧全國人民的反對，在美國支持下發動全面內戰。10月，國民黨政府宣布召開“國民大會”，企圖以“改組政府、制定憲法”為誘餌，拉攏民主黨派、孤立共產黨。被授予“國大代表”頭銜的李燭塵表示堅持政協五項原則立場、反對召開偽國大，沒有出席會議。

同年，他回到天津，在中共地下黨員吳硯農、李定等的領導和幫助下，積極組織民族工商業者上層人物成立“工業協會”即“三五俱樂部”，在每次聚會上積極宣傳中共政策和人民解放斗爭形勢，幫助大家識破國民黨反動派破壞和平的真相，公開抨擊國民黨反動政策，破除工商業者對國民黨反對派的幻想，打消工商業者對中共的顧慮。同時組織工商界活動數十次，團結工商業者反內戰、反獨裁，反對國民黨政府苛捐雜稅、官僚資本巧取豪奪，有力抵制和瓦解了蔣介石的“偏枯北方”計劃，拯救了北方的工業。

面對國民黨政府的倒行逆施和中共領導的人民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包括李燭塵在內的民主建國會領導層已深刻認識到“不右傾、不左袒”的中間道路已走不通了。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民主建國會于5月23日在上海秘密舉行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一致通過“贊成中共‘五一’號召，籌開新政協，成立聯合政府”。這標志著民主建國會徹底放棄最初成立時“不右傾、不左袒”的中間路線，在國共兩黨激烈的斗爭中，最終選擇接受中共的領導、與中共團結合作的立場，完成了由愛國主義走向新民主主義的歷史性轉變，為后來民建事業的發展奠定了正確的思想基礎。

年底，平津戰役拉開序幕，團結天津民族工商業者對天津的穩定和解放很重要，中共希望李燭塵發揮其影響力，做好工商界和國民黨上層人物工作。李燭塵以天津市參議會議長之職，日夜奔走各方宣傳中共政策和革命形勢，同民族工商業者和民主人士經常聚集在三五俱樂部共商和平解放事宜，并公開其與中共有了聯系，安定了天津民族工商界的人心，穩定了市面。同時，為避免全國第二大城市天津毀于戰火，李燭塵等人力勸天津市長杜建時、警備司令部長陳長捷放下武器，爭取和平解放。雖然勸降沒有成功，但在動搖國民黨黨政軍警上層人物士氣、瓦解斗志上起了很大作用。且李燭塵勸降警察局長李漢元的工作取得成效，李漢元下令釋放全部在押人員，解除全部警官武裝、下令各分局及保安大隊維持治安，防止發生破壞和搶劫，維護了天津的穩定。天津一經解放，李燭塵就向軍管會和市長黃敬提出恢復生產的意見，同時指令久大、永利兩廠立即復工，后又擔任“天津工業會”理事長、“華北工業協會”會長，團結領導工商界恢復生產，以實際行動支援全國解放。

解放戰爭取得決定性勝利后，中共認為召開新政協會議、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條件已經成熟。1949年5月，毛澤東寫信邀請李燭塵參加新政協會議籌備工作。6月，新政協會議第一次籌備會議召開，李燭塵作為產業界的代表參加會議，并參與共同綱領和宣言起草小組工作。9月，中國人民政府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會議通過了《共同綱領》等重要文件，選舉了中央人民政府領導成員，李燭塵當選中央人民政府委員。

隨著民族資產階級思想政治上逐漸覺醒、組織上走向團結聯合，李燭塵作為民族工商界重要領袖人物，在中共的引導和幫助下逐步成長為有重大影響的民族工商界代表人士，為創建民主建國會，團結引領民族工商界人士開展民主愛國運動、致力天津穩定和解放乃至全國解放做出積極貢獻。

三、在“一個參加、三個參與”中成為國家建設發展積極效力者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李燭塵應邀出席了天安門開國大典。新中國成立后，我國由此進入從新民主主義有步驟轉變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共對包括民主建國會在內的各民主黨派采取了團結、教育和改造的政策，引導其發揮積極作用，同時領導成立全國工商聯，加強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統戰工作。作為民主建國會和民族工商界重要代表人物，李燭塵在中共領導和指導下，積極參與全國工商聯組建工作，并充分利用自己在工商界的影響，廣泛宣傳中共方針政策，團結引導民族工商界恢復生產和發展、支持抗美援朝、加快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為建設和發展新中國效力。

早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為促進民族工商業發展和支援前線，國內一些市、縣已經成立工商聯組織。新中國成立夕，中共中央開始醞釀成立全國性的工商聯組織。1949年2月，毛澤東在西柏坡同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談話中講，為了把工商業者活躍人士組織起來發揮他們的積極性，并有監督地自我改造，我們準備成立一個工商聯組織。6月，新政協籌備會常委會形成了由陳云、李燭塵等5人負責籌建工商業團體的決議。8月，中共中央作出成立工商業聯合會的決定，隨即一些大中城市先后成立了工商聯地方組織。1951年，中共中央決定在各地工商業聯合會的基礎上，成立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以進一步加強對民族資產階級團結教育。10月，李燭塵作為華北區工商界代表和陳叔通、章乃器、沙千里等共18人組成全國工商聯籌備處，制定《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籌備委員會章程》。1952年6月，第三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將民主建國會的主要發展對象調整為大的工商業資本家，并確定改組工商業聯合會，進一步加強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統戰工作。1953年10月23日，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第一屆會員代表大會召開，宣告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正式成立，李燭塵當選為副主任委員。

在三年國民經濟恢復時期，我國實施“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基本經濟政策。這一政策的來源就與李燭塵有關。建國前夕，劉少奇曾就解決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中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存在和發展問題到天津視察調研，李燭塵向他提出貿易公司和私人企業關系處理應兩方兼顧，以國民經濟計劃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原則共同發展，并建立“合作工廠”。后來，毛澤東將其概括為“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十六字方針，被稱為“四面八方”經濟政策。建國后，為配合中共和政府執行好這一政策，民建總會成立由副主任委員李燭塵牽頭的工商調查工作組，重點對京津兩地工商業者生產經營情況進行調研，向有關部門提供擴大城鄉物資交流的參考。期間，華北區、天津和春季城鄉物資交流會先后在天津舉行，李燭塵先后組織200多名成員參加大會服務工作，先后9次召開工商者座談會，及時向有關部門提出意見建議，促進了物資交流順利進行。1951年12月，李燭塵陪同到天津處理公務的毛澤東參觀“華北區城鄉物資交流大會”，毛澤東稱贊“展覽辦得好”。

1950年，李燭塵出任天津民建、工商聯主委。同年10月，抗美援朝戰爭爆發。為消除民族工商界存在的崇美、親美、恐美心理，提振愛國思想，李燭塵組織天津市4萬余名工商業者舉行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示威大游行。他不顧69歲高齡，親自擔任總指揮，走在游行隊伍最前列，并代表天津工商界向毛澤東致電，表示“為完成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神圣任務而奮斗到底”的決心，毛澤東親自向李燭塵等回電高度評價天津工商界的愛國壯舉。同時，他擔任民建總會抗美援朝運動捐獻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發動天津工商界捐款1500億元(舊幣)、購買飛機100架，自己還為首批入朝的近三十萬志愿軍將士每人捐贈毛巾一條、茶缸一個。

出于對李燭塵這位黨外朋友的重視和信任，毛澤東于1950年冬到天津視察時，專程到天津馬場道202號李燭塵寓所訪問并聽取李燭塵的匯報，這是建國后毛澤東到私人家里造訪的特例。1952年10月，毛澤東邀請李燭塵陪同考察黃河，后李燭塵提出采取綜合治理黃河流域的辦法進行根治，既堵之又疏之與導之，并推動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關于根治黃河水害和開發黃河水利的綜合規劃的決議》，使我國黃河流域治理工作進一步走入科學化、系統化、正規化的軌道。1953年初，毛澤東出于從全局和長遠考慮對像李燭塵這樣的民主黨派人士作出政治安排，提議并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李燭塵為華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3月，毛澤東交給李燭塵對中國工業進行調查研究的任務，李燭塵提出由國家對市場要進行宏觀調控等建議，毛澤東親自回信并批示“對解決當前問題是有幫助的”。后來，毛澤東視察西北時，也邀請熟悉這方面情況的李燭塵同行。

1953年，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提出我國過渡時期總路線，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上，李燭塵早在相關政策出臺前就作出了成功探索，帶領自己的企業率先實行公私合營，并更名為永利久大化學工業公司。1953年9月，毛澤東就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情況先后兩次邀請李燭塵談話，闡明中共與民主黨派一道進入社會主義立場。10月，毛澤東兩次邀請民建和工商聯領導人到中南海頤年堂舉行座談，指出資本家們要認清社會發展規律，走社會主義道路，自己掌握自己命運，李燭塵提出“工商界也要欣起一個改造高潮”。11月，民建總會召開全體會議，組織引導民建成員學習貫徹過渡時期總路線、推進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1954年4月，毛澤東、楊尚昆等視察永利堿廠，充分肯定永利堿廠公私合營后的巨大變化，并勉勵李燭塵更好地做好工商界工作，引導其積極貫徹過渡時期總路線。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此前參與憲法和組織法起草委員會工作的李燭塵在會上當選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會后李燭塵等積極組織民建總會開展憲法學習宣傳活動，極大地提高了民建組織和成員對社會主義改造的認識。1955年4月，李燭塵主持召開民建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進一步動員、團結、引導成員和工商業者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協助中共和政府完成過渡時期總任務，李燭塵在會上當選民建中央第一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56年1月初，李燭塵赴天津組織工商界成立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工作總隊并擔任總隊長，積極組織舉辦學習座談會，深入工商業者宣傳黨和國家政策，幫助解決疑難問題，推動清產估值工作，加快全行業公私合營的速度。至1月14日，天津工商業者全部獲批公私合營。30日，李燭塵代表天津工商界在中南海向毛澤東獻上一面用金線繡的錦旗，向黨中央報告社會主義改造取得的偉大成績，上款是“敬獻給毛主席”，中間6個大字“聽您話，跟黨走”，下款署“天津市工商業聯合會”。這就是后來民建二大提出的“聽、跟、走”(聽毛主席的話、跟共產黨走、走社會主義道路)口號的來源。

1956年，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中共中央提出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技術革命上來，要求更多地發展農業和輕工業。5月，毛澤東在中南海澤園與李燭塵談話，邀請他擔任食品工業部部長。12月，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40次會議任命74歲高齡的李燭塵為食品工業部部長。李燭塵上任后，親自帶隊前往全國各地進行調查研究，深入基層第一線解決生產困難，并將糖、鹽作為食品工業發展的支柱產業，在一五計劃攻關關鍵階段，使我國食品工業得到飛速發展。1958年開始的第二個五年計劃，黨和國家把工作重點轉移到技術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上來。2月，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大會任命李燭塵為輕工業部部長。李燭塵堅決貫徹黨中央實行“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大搞技術革命、技術創新。7月，成立北京輕工學院，其他省份也陸續成立一些輕工中等或高等學校，培養一大批社會主義建設人才，對輕工業生產建設和科學技術發展起到極大促進作用。且李燭塵不顧年邁經常深入工廠指導技術革命，并多次深入天津、東北、山東、淮北等鹽場指導改良海鹽技術，使輕工戰線人人向往科學技術、大搞科學研究。1960年2月，李燭塵主持同時召開的民建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和全國工商聯第三屆成員代表大會，團結引導成員和工商業者進一步提高認識，鼓足干勁、更好改造、更好服務，李燭塵再次當選“兩會”副主任委員，在充分履行輕工業部長職責的同時領導推動工商界積極參加經濟建設。當年，中共中央召開“七千人大會”，指出全黨當前主要任務是做好調整工作。李燭塵對輕工業的調整走在了國民經濟調整的前列，兩次受到中共中央的表揚。1963年，在劉少奇鼓勵下，李燭塵大膽試辦兩個工業“托拉斯”，成立全國煙草總公司和全國鹽業總公司，實行產供銷人財物“六統一”的運行機制。9月，中共中央作出把三年國民經濟調整時期作為一個過渡階段的重大決策，從根本上解決吃穿用，提高產品質量、增加品種。11月，在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李燭塵向大會匯報輕工業產品的質量和品種均超額完成國家任務。1964年12月，李燭塵作為民建界別的全國政協委員，在全國政協第四屆第一次會議上當選全國政協副主席。1965年2月20日，在全國人大五屆三次會議上，李燭塵當選為第一輕工業部部長。為了深入發展輕工業，李燭塵根據中共中央部署提出“一抓兩推”的工作指導方針，以抓產品質量和品種為中心，大力發展支農產品和出口產品，當年輕工業生產上升更快，成為我國輕工業發展最好時期之一。

1965年12月，民建中央主任委員黃炎培逝世，民建中央決定由李燭塵擔任代主任委員。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全國政協機關因受紅衛兵沖擊不能正常工作，民建中央和全國工商聯被當作“反動資本家的老窩”一再受到紅衛兵的沖擊，工商界人士大多成為批斗的對象，民主建國會、工商業聯合會被迫停止一切活動，組織瓦解、人員渙散，李燭塵擔任部長的第一輕工業部的工作也陷于癱瘓。但在這場歷史浩劫中，毛澤東沒有忘記這位黨外老朋友，在政治上對其采取了保護政策，使其免受沖擊，并分別在三次接見紅衛兵時，親自圈定李燭塵作為上天安門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李燭塵不顧當時已病魔纏身，作為民建中央和全國工商聯的領導人，他堅持由警衛員護掖登上天安門城樓，以此向含冤受屈、身處困境的民建和工商聯成員傳遞積極的政治信號，堅定全體成員在這場嚴峻政治考驗中愛國愛黨的忠心、毫不動搖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堅持與中共風雨同舟、患難與共。1968年10月7日，李燭塵這位杰出的民主黨派人士在北京與世長辭，享年86歲。

李燭塵晚年總結自己的人生經驗時曾說：“我認為最重要的是相信黨，聽黨的話，跟黨走，只有這樣，我們才有光明的前途”。李燭塵“追求進步、崇尚光明”的轉折點來自于重慶談判期間與偉大領袖毛澤東結緣，由此開始了與毛澤東二十多年不同尋常的交往。期間，毛澤東親自給予其鼓勵、引導和幫助，使其成長為中共可充分信任和依靠的黨外摯友、諍友，并在建國前后親自提議對其作出相應政治安排，引導其在新中國建設和發展中發揮積極作用、做出重要貢獻?？梢哉f，李燭塵從一個愛國民族實業家到民主黨派代表人士再到國家領導人的人生嬗變及所取得的豐功偉績，離不開毛澤東及中共長期政治引導和政治吸納，也是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制度在萌芽、產生和發展過程中結出的一枚碩果。因此，李燭塵聽黨話跟黨走的人生信條既來自于對毛澤東及中共深刻的理性認同，也來自于深厚的情感認同。即使他曾對反右傾擴大化、“大躍進”、批判彭德懷“反黨集團”和“文化大革命”有過不同意見，但仍然沒有動搖過他聽黨話跟黨走的信念。有一年毛澤東請他聚餐時，席間他提出想加入中國共產黨。毛澤東親切地對他說：“論條件的話，你不差了。不過，你留在民建可能比參加共產黨發揮的作用更大”，李燭塵聽了后，更加堅定了跟黨走的決心。

(作者：湖南省政協副主席、民建湖南省委主委、長江學者 賴明勇；民建湖南省委宣傳處長 夏再軍；湘西州政協委員 劉明))

責任編輯：朱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