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主要聚居在湘鄂渝黔毗鄰地區，是我國一個古老而年輕的民族。
關于土家族的族源，目前學術界尚無定論，但“多源說”已逐步成為民族研究界的共識，即多數學者認為以某一先民為主體，融合了其他民族后形成了土家族。自潘光旦教授在《湘西北的“土家”與古代巴人》中提出“巴人說”之后，土家族族源問題就成為學術界爭論的焦點之一。學者們根據不同的史實依據，或對“巴人說”進行補充和完善，或對此進行大膽質疑，相繼提出了湘西土著說、烏蠻說、江西說、濮人說、蠻蜒說、羌人說、賨人說等。這些學說皆有其立論的史實依據，但都有各自的薄弱環節。近年來，一些學者在研究土家族族源問題時提出了“多源說”，并得到了越來越多的土家族研究者的認同。“多源說”既承認巴人在土家族形成過程中的主導地位，也承認土家族地區的土著部族、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在土家族形成過程中的重要地位，從而使土家族族源研究進一步深化。
恩施州的土家族，是湘鄂渝黔土家族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歷史源流上與湘西、渝東南、黔東北土家族既有普遍共性，也有個性差異。從總體上說，恩施州的土家族，是古代鄂西南土著巴人在吸收當地其他土著部族和遷入該地區的漢族及其他少數民族的基礎上逐步形成的，具有多元一體的典型特征。
一、族稱
（一）自稱
恩施州土家族，自稱“畢茲卡”或“貝京卡”。關于土家族自稱的含義，人們普遍將其解釋為“本地人”，與遷入該地區的其他民族“客家”相對應。隨著民族研究的深入，相當一部分學者不同意這一說法，認為“畢茲卡”是土家族自古以來的族稱，意為“最早居住者”或“土著”，而含有“本地人”之意的“土家”，應是在漢族和其他民族大量進入“畢茲卡”地區后以示區別而出現的。一些學者還從語言學的角度對“畢茲卡”的漢譯進行了考證，認為“畢茲卡”中的“卡”具有“人”或“族”的意思，而“畢茲”則沒有“本地”之意，故認為將其漢譯為“本地人”不準確。土家人采用漢語后，土家人遂用漢語稱其族為“土家”，稱其后遷徙到鄂西南的漢、苗、侗族人為“客家”。也有土家人稱苗族人為“苗家”，而自稱“土家”的。在咸豐縣，“土家”、“官家”與“商家”相互對稱，但官家中含有部分土家，而商家中土家絕少。
（二）他稱
從史書記載看，土家族先民在不同的時期和地域有不同的稱謂，但其中大部分是“蠻”、“夷”、“蜒”之類侮稱。殷商、西周和春秋戰國之際，漢文典籍往往把土家族先民稱為“巴人”。秦統一全國后，史籍除把土家族先民稱“巴”或“土”外，多以地名族。但以地名族，往往其地并非一族聚居，族類不一，其中含有土家族先民組成的族團或族支，則毫無疑問。秦漢之交，土家族先民被侮稱為“巴郡南郡蠻”、“黔中蠻”，其中南部地區的被侮稱為“武陵蠻”、“溇中蠻”。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土家族先民被侮稱為“五溪蠻”、“巫蠻”、“巴蜒”、“建平蠻”、“信州蠻”或“施州蠻”。唐宋時期，土家族先民被侮稱為“施州蠻”、“順州蠻”、“高州蠻”、“北江蠻”或“磨嵯洛甫蠻”。宋朝，苗族專稱出現后，專指湘鄂西一帶土家人的“土丁”、“土民”、“土人”、“土蠻”等稱謂大量出現。元至清初，仍沿宋時稱謂，還有稱土家為“土苗”、“九溪十八峒蠻”者。晚清在鄂西南的部分地方志中，正式出現了“土家”的族稱。《利川縣志》有“八姓土家”的記載。1912年定稿的《咸豐縣志·氏族》載：“今就本縣氏族列之，大致分土家、客家兩種。土家者土司之裔……；客家者，自明以來，或官或商，寄籍斯土而子孫蕃衍為邑望族者也。”建國初期，《恩施報》在報道咸豐唐崖土司遺址時，曾有“土著”、“土人”等稱謂以名其族。1953年，全國第一次人口普查時，鄂西南部分群眾就自報其族為“土家”。1957年1月3日，國務院正式宣布土家族是我國單一的少數民族，以“土家族”作為正式族稱。
二、源流
（一）以古代巴人為主體的族群，是恩施州土家族的源頭
土家族聚居的湘鄂渝黔毗鄰地區在歷史上曾分布著眾多的族群，自古以來即為多民族聚居之地，其中有部分是當地的土著民族。《華陽國志·巴志》載，巴國境內民族眾多，“其屬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蜒之蠻”。他們中的一部分應是土家族的先民。上述民族中的巴、濮在鄂西南有大量分布，但究竟還有哪些民族居住在鄂西南，有待于進一步考證。鄂西南土家族的源頭是一個以巴人為主體，包括以濮人為代表的其他部族在內的多元結構。定居于鄂西南的巴人逐步吸收、融合當地其他部族和遷入該地區的部分先住民族（針對后來遷入該地區的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而言），進而形成土家族這個新的穩定的人們共同體。
首先，巴人是鄂西南土家族的主要源頭。恩施州境內的土家族，與居住在這里的古代巴人有直接的淵源關系。 《世本》及《后漢書·西南蠻夷傳》有關于鄂西南土家族先民來自“廩君蠻”傳說的記載。“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鄭氏，皆出于武落鐘離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于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巴氏之子務相乃獨中之，眾皆嘆；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為君，余姓悉沉，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鹽水有女神，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愿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取宿，旦即化為蟲，與諸蟲群飛，蔽掩日光，天地晦冥，積十余日，廩君伺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朗，廩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廩君傳說表明，在上古之世，居于武落鐘離山赤黑二穴的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鄭氏五個部落，通過擲劍和賽土船決勝負的方式，推舉廩君為五姓部落聯盟首領。其后，他們在廩君率領下，沿夷水（今清江）進入今恩施州境內，戰勝鹽水女神部落后，稱君夷城（今恩施）。可見土家族先民屬巴氏廩君種，并曾有過原始社會末期的軍事民主階段的社會生活。
廩君立城后，其后裔一部分繼續西遷至川東（今重慶市境內），建立巴國，一部分繼續居住在恩施州境內，陸續向西部和南部流動，即沿忠建河，經宣恩，至來鳳、咸豐等地方，其中一部分進入湘西境內。秦滅巴后，定居于鄂西南的巴人，雖然經歷了歷代王朝更迭和戰爭變亂，但他們基本上沒有大的遷徙，一直比較穩定地生活在這一地區，繁衍生息，綿延不斷，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融合了與之鄰近的部分其他民族成員，逐漸形成土家族，成為今恩施州境內土家族的主體先民。
考古資料中有大量關于土家族來源于巴人的線索。在湘鄂渝黔毗鄰地區，相繼出土了大量的虎鈕錞于及銅戈、銅劍、銅錢等飾有虎紋的巴文化遺物，其年代為戰國時期至西漢初期。這些巴文化遺物見證了巴人定居和活動于湘鄂渝黔毗鄰一帶的史實。恩施州境內出土的巴人遺物，主要有虎鈕錞于、巴氏劍、巴氏矛等，其中虎鈕錞于20余件。《湖北通志》記載，清嘉慶九年（公元1804年），施南府發現“大小二虎錞，大者五十余斤，小者二十余斤，形制悉與（宣和）圖說相合。”解放前后，在全州各縣市都相繼出土了虎鈕錞于，其中在建始出土了土家族地區迄今唯一的一個雙虎鈕錞于。
大量與“巴”有關的地名痕跡，也表明巴人曾分布和活動于鄂西南地區。如，清道光《施南府志》卷29載：施南府衛城南二里有“巴公溪者，相傳郡南有巴公塚，昔有巴國大柵王世葬于此，或呼為巴公山也。”
大量的民族學材料，則從不同側面揭示了巴文化與土家族文化的承襲關系。范曄《后漢書·西南蠻夷傳》卷86載：“廩君死，魂魄世為白虎。巴人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這種以人祭祀的遺風直到清代仍能在鄂西南一帶土家族中找到痕跡，這便是“還人頭愿”習俗及其演變形式“牛頭愿”。據《鄂西土家族簡史》載，清代，咸豐縣活龍坪的田姓，還保存著“還人頭愿”習俗，還愿時要買一人，殺頭以其祀祖。距今約150年前，田姓族長之子犯了白虎，買一乞丐代替，但因乞丐與其子同宿，還愿時誤殺了自己的兒子，遂下令禁止，改還“人頭愿”為還“牛頭愿”。在恩施大吉一帶的覃、田、向很早也流行“還人頭愿”，代代相傳下來，后來覺得太殘酷，才由巫師在自己頭上劃破一道口子，用幾滴血來表示以血祭祖，此俗一直沿襲到解放前。土家族的白虎圖騰崇拜顯然與巴人尚虎的原始信仰存在直接的承襲關系。此外，土家族的擺手舞、竹枝詞分別與巴人的民間歌舞“巴渝舞”、“竹枝”有著直接的承襲關系。
巴人姓氏和土家族姓氏之間存在直接的傳承關系。如土家族“覃”姓、“向”姓就是分別以巴人“瞫”姓和“相”姓為原型發展演變而來。
方志和族譜中有關于廩君蠻演化土家族的記載。清同治《咸豐縣志·氏族志》載：“唐崖、金峒覃氏，為本地土人之最古”。而咸豐“古屬廩君國”，“周初為巴國地”。咸豐丁寨萬家壩覃芳飛所藏《覃氏族譜》載：“我祖源出武略鐘離峒（即武落鐘離山），赤黑穴中，各俱姓氏。我祖姓覃為氏，確不異也。我祖源古代巴國之祖，從堯舜夏商，立國定州。我地原屬荊梁二州，……興秦滅巴，弟兄子孫四散，自漢有覃天然，唐有墨來送，宋有覃汝先、覃汝恒、伯堅、伯圭，時有出入。”縣志記載說明咸豐古代為巴國故地，而族譜記載則說明咸豐土著覃氏直接來源于廩君蠻。
口碑資料也有關于土家族族源的傳說。巴東和恩施境內，在土家族民眾中流傳著不少“鷹公公與佘（蛇）婆婆”的神話傳說。在巴東縣清太坪也有與此傳說內容相同的銘文：“太祖祖母佘氏，元末人也。相傳元季之亂，蜀禁騷甚，太夫人從太祖避亂山中，遇土寇猖獗，遂相傳（佘）太夫人走避本邑響洞。及出，則峭壁萬仞，鳥道俱絕。太夫人仰天大哭。忽有巨鷹至，伏身作人言，令其瞑目登背勿恐。因祝曰：‘譚氏有后，當得不死。’遂跨焉。甫閉目間，身已及地。后人因名其地曰‘落婆坪’，后夢鷹入懷，生得譚天飛姊妹。天飛生八子，分住八坪，號‘八坪譚’”。這一碑文，主要記述了土家族譚氏的始祖住地、族源，也曲折反映了巴東一帶土家族曾經歷的一段原始社會生活。咸豐唐崖司一帶流傳著“覃姓的由來”傳說：相傳，他們的祖先本姓譚，后來因造反失敗后，被迫外逃川東避難。相傳他們外逃的這天正好是一個晴天，因“晴”與“覃”音近，故改姓為“覃”。在民間，土家族的覃姓與譚姓過去曾有婚姻禁忌，被認為是同宗。從以上口碑資料中可以解讀這樣的歷史信息：廩君蠻“瞫”姓演變為土家族“譚”姓后，又從“譚”姓中分化出“覃”姓。
其次，濮人是鄂西南土家族的另一個重要源頭。濮是商周時期屬于“南蠻”系統的土著民族。文獻資料中有關于濮人來源、遷徙的記載。商時，濮在“商之正南”[1] ；西周時，濮為“周之南土”[2]；春秋時，“濮在楚之西南”[3]。《尚書·牧誓》卷11則記載：“濮在江漢之南”。可見，楚在江漢地區的崛起，早期濮人與巴人受楚攻逼，所以從周代到春秋戰國，濮人大批向西南遷徙。其中一支向湖南沅水、酉水一帶流動，后逐步遍及湘西、鄂西南、渝東南、黔東北等巴人地區。遷入鄂西南的濮人，經過長期的發展演變，逐漸融合到土家族中，成為鄂西南土家族先民的重要組成部分。
大量的文獻資料和民族學資料都表明，濮人和土家族有密切的淵源關系。
《魏書·僚傳》記載：“僚者，蓋南蠻之別種，……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欄”。這種干欄式建筑以后逐步演變為吊腳樓，成為土家族民居的主要形式。
《華陽國志·南中志》、《后漢書·西南蠻夷傳》、《魏書·僚傳》、《通典·僚傳》以及《溪蠻叢笑》等文獻中均有濮人“績織細布”的記載。濮人這種喜織細布的生活習俗在土家族中源遠流長，從唐宋以后出現的“女勤于織，戶多機聲”的社會現象，到元明清土司時期出現的土家族西蘭卡普，都表明土家族傳承了古代濮人“績織細布”的生活習俗。
鄂西南土家族地區保存著許多濮人的懸棺遺跡。恩施州境內的懸棺遺跡多達40余處，集中分布在三峽地區、清江流域。其時代最早者在戰國時期，遲者在唐宋以后，其族屬多為濮僚族系。濮人這種懸棺葬和后來土家族“冢不閉戶，其穴多有碧珠”的懸棺葬現象之間，必然存在密切的內在聯系。可見，濮人的懸棺葬不僅在土家族地區有大量的遺跡，而且對土家族的葬式產生了一定影響。
鄂西南土家族地區曾受濮人竹崇拜文化的影響，并保留了許多痕跡。《施州考古錄》載：“竹王祠故址，據《建置志·祠廟》載：有竹王祠在城東北郭外，即夜郎侯祠也。”一些民族學材料也表明，鄂西南土家族地區過去曾流行過竹崇拜，至今仍有一些與竹崇拜有關的民俗事象。可見，濮人的竹崇拜文化曾傳播到鄂西南土家族地區，并被土家族所傳承。
再次，鄂西南地區的其他土著部族和遷入該地區的部分先住民族，也是土家族先民的組成部分，是構成土家族源頭多元性的重要成分。
鄂西南土家族未形成之前，在今恩施州土家族聚居地區，除巴、濮之外，還分布著一些其他土著部族和遷入該地區的先住民族。
考古材料證實，鄂西南地區在新石器時代就有古人類活動的痕跡。這些古人類可能就是鄂西南一帶土著部族的早期先民。因此當巴人、濮人尚未進入這一地區之前，就有部分土著部族在這一帶活動，其中比較有影響的是“蠻蜒”（或稱“蜒”）。早在南北朝以前，“蠻蜒”在湘鄂渝黔接壤地區就已相當活躍。《太平寰宇記》黔州條明確指出，五溪蠻“古謂之蠻蜒聚落”。可見，蜒人是鄂西南土家族地區最古老的土著民族之一。這一地區還居住著其他的一些土著部族。如，“鹽神部落”、“容米部落”就是鄂西南古老的原始部落。他們中有的融入巴人之中，與鄂西南土家族有族源關系。如，容美田氏先民自稱是直接從容米部落發展演變而來的。
當巴人、濮人進入鄂西南以后，又有一些其他民族相繼遷入這一地區。他們中的一部分逐步融合到巴人之中，成為土家族先民的組成部分。夏禹時，三苗戰敗，其遺眾一部分遷入鄂西南的酉水流域，和土家族先民相互雜居。由于長期被土家族先民包圍和涵化，多數融入土家族之中。因此，鄂西南土家族先民中包含了部分三苗遺眾。
（二）遷入鄂西南的漢族及其他少數民族，是形成恩施州土家族的支流       
秦滅巴后，巴國疆域納入了秦朝的政治版圖，加之土家族聚居地區處于祖國腹地，位于漢族地區和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結合部，大量漢族先后遷徙到今恩施州境內。早在宋代，施州城及其附近就出現土漢雜居的局面。土司時期，中央王朝派遣的部分漢族軍隊長期駐守在鄂西南土家族地區，以加強對土家族土司的監視和軍事威懾。同時，亦有部分漢族商人、手工業者和農民相繼進入這一地區謀生。改土歸流后，遷入鄂西南土家族地區的漢族人口劇增，對土家族的發展具有重要影響：一方面有大量土家族被漢化，另一方面也有部分漢族“土家化”，逐步融合于土家族之中，為土家族不同支系的最終形成起了催化作用。尤其是那些深入土家族聚居區的漢族，長期與土家族通婚，經濟交往和文化交流十分頻繁，從文化特征上考察跟土家族沒有區別，完全融于土家族之中。所以，改土歸流前遷入鄂西南的漢族后裔大部分承認自己是土家族。
從元代開始，蒙古族、苗族、侗族等其他少數民族也先后遷徙到鄂西南土家族地區，其中一部分相繼融合到土家族之中。
元王朝建立后，鄂西南諸洞土家族首領相繼附元。但歸附的同時，又伴隨著反叛。為了平息鄂西諸洞叛亂，并對當地土司進行監視威懾，元王朝除臨時派遣大量蒙古族、漢族軍隊進駐鄂西平息叛亂外，還派遣一部分蒙古族軍隊長期駐守于鄂西南，致使其中部分軍隊長期滯留于該地區，逐漸融合于土家族之中。
文獻中有關于蒙古族軍隊進駐鄂西南土家族地區的詳細記載。萬歷《湖廣總志》卷66記載：“蔡邦光，至元十三年攻施州，奪其城，征散毛，卒。”石抹按只“領諸翼蒙古、漢軍三千戍施州”[4]平叛；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九月，“亦奚不薛之北，蠻洞向世雄兄弟及散毛諸峒叛，命四川行省就遣亦奚不薛軍前往招撫之，使與其主偕來”[5]；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七月，叉巴、散毛洞曾再次舉行大規模的反抗。元世祖“敕荊湖、四川兩省合兵討叉巴、散毛洞蠻”[6]。“塔海貼木兒，答答里帶人，宣武將軍、管軍總管。五溪蠻散毛、大盤蠻向木得什用等叛。從行省曲里吉思帥師往討，皆擒之，殺其酋長頭狗等。”[7]其中，塔海貼木兒率領的這支蒙古族軍隊平息散毛叛亂后，長期駐守于唐崖一帶，與當地土著覃氏融合，形成了今天唐崖覃氏土家族。
族譜資料有關于塔海貼木兒后裔演化為唐崖覃氏土家族的記載。咸豐唐崖《覃氏族譜》載：“啟族元朝宗籍，始祖鐵木乃耳，是授平肩之職，生顏伯占兒，生文殊海牙，生脫音貼兒，特授宣慰使之職，遷山東青州任事，因明太祖招安，隨奉軍門，自南京應天府，上元豬市街朱家巷落業，是授明秀將軍之職。脫音貼兒生福壽不花，生覃啟處送，后因邊夷南蠻累叛，奉旨征剿，招安蠻民，鎮守于斯，分茅設土，安營于宣撫山，因斬寇有功于朝，世受皇恩，承職以來，隸屬施州衛。”
在唐崖司一帶流傳著《祖先的來歷》傳說。據筆者在唐崖司實地調查，后經州委統戰部退休干部覃文仲證實，在唐崖覃氏土家族中流傳著這樣的傳說：相傳，唐崖覃氏的祖先是鐵木耳、鐵木真和鐵木依三兄弟，原先居住在蒙古草原，因從軍鎮壓南蠻叛亂，駐守于唐崖一帶，后建立了唐崖土司，世代居住于此。
對照《元史》、唐崖《覃氏族譜》記載和民間傳說，可以看出：第一，譜書中“南蠻累叛”指的就是《元史》中所說的散毛叛亂，二者在時間、地域上都比較一致。第二，譜書中“鐵木乃耳”指的就是《元史》中所說的塔海貼木兒，也就是民間傳說中的鐵木兒。第三，譜書中所說的因明太祖招安，脫音貼兒從南京應天府隨奉軍門，“奉旨征剿，招安蠻民，鎮守斯地”的說法顯然不準確，與典籍、方志記載和唐崖土司建立的時間及唐崖覃氏的源流世系均自相矛盾，不足為信。實際情況應是宣武將軍、管軍總管塔海帖木兒隨行省曲里吉思征討散毛洞時進駐鄂西南的，后來長期駐守于唐崖一帶。
文獻中還有這支蒙古族軍隊建立軍民千戶所的相關記載。“唐崖長官司，元唐巖軍民千戶所，明玉珍改安撫司，洪武七年四月改長官司，后廢。”[9]“元末明玉珍據有其地，……改唐崖軍民千戶所為唐崖宣撫司。”[《明史·地理志》也有唐崖軍民千戶所的記載。它說明這支蒙古族軍隊平息散毛洞叛亂后，長期駐守在當地，并建立了唐崖軍民千戶所。
語言、服飾、喪葬、體育、祖先崇拜、民族性格、民族意識及體質等民族學資料，都有大量關于塔海帖木兒后裔演化為唐崖覃氏土家族的重要線索。
唐崖《覃氏族譜》載：“啟祖元朝宗籍，始祖鐵木乃耳，是授平肩之職，生顏伯占兒，生文殊海牙，生脫音帖兒，特授宣慰使之職……脫音帖兒生福壽不花，生覃啟處送。”譜書中提到的“鐵木乃耳”、“顏伯占兒”、“文殊海牙”、“脫音帖兒”、“福壽不花”皆為蒙古語姓名；“覃啟處送”、“覃值什用”、“覃耳毛”應為土家語姓名；從覃忠孝以后，皆采用漢語姓名。這表明這支蒙古族軍隊在唐崖一帶定居后，在當地土家族強宗大姓的包圍和涵化下，逐步被當地土家族吸收、融合，民族語言發生嬗變，開始使用土家語，以后又在漢文化的長期熏陶、浸透之下，成為逐步使用漢語的土家族。
唐崖覃氏保留了蒙古族的部分顯著特征。據筆者在唐崖司一帶實地調查，后經州委統戰部退休干部覃文仲證實，唐崖覃氏保留了以下特征：⑴在民族服飾上曾保留了穿長袍、系腰帶、帶小刀（蒙古刀）的習俗，直到解放后才逐步消失；⑵在喪葬中曾保留了埋圓墳的習俗，如在活龍的鳳凰有一座圓墳（又稱花墳），相傳埋葬的是遷入唐崖的第一代蒙古族祖先；⑶曾保存著崇拜蒙古族祖先的習俗，如解放前，他們在堂屋的神龕上除供奉“天地君親師”位外，還特地供奉木雕的“鐵木兒”神像，以此紀念自己的蒙古族祖先；⑷在民族體育上保留了騎馬、射箭和摔跤等傳統項目，直到現在仍有遺存；⑸保留了蒙古族士兵作戰時使用的鐵盔和馬刀，如在尖山鐘塘堡保存了明代覃氏土官的鐵盔和120多斤的大馬刀， 故唐崖土司的武功在土家族地區頗有影響，并得到明代皇帝的親自嘉獎，賜大坊平西將軍和牌樓“荊南雄鎮，楚蜀屏翰”八字；⑹保留了熱情、好客、豪爽的民族性格，如無論是平時，還是招待客人，飲酒皆以大碗暢飲；⑺曾保留了蒙古族體質的一般性特征，如據唐崖司一帶的覃姓長者說，他們祖輩的顴骨普遍比當地人高，身材普遍比當地高大壯實，而越往后則越和當地人一樣，即使現在亦能找到痕跡。  
唐崖覃氏的民族意識中，對蒙古族有普遍的認同感。如在解放前就有部分唐崖覃氏自稱為蒙古族，在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時，原唐崖土司所轄的尖山、鐘塘、茅壩、活龍等地曾有數百人自報為蒙古族，因當時證據不足改報為土家族。
此外，在世系、字派諸方面也有關于唐崖覃氏是由塔海貼木兒后裔演化而來的歷史線索。
唐崖土司覃氏的源流世系為： 
鐵木乃耳—顏伯占兒—文殊海牙—脫音帖兒—福壽不花—覃啟處送—覃值什用—覃耳毛—覃忠孝—……
利川忠路土司覃氏的源流世系為：
覃汝先—覃伯堅（弟覃伯圭）—覃普諸—覃耳毛—覃川龍—覃大勝—覃天富—……
施南土司覃氏的源流世系為：
覃汝先—覃伯堅（弟覃伯圭）—覃普諸—覃耳毛（弟覃散毛、覃化毛）—覃川龍—……
來鳳、咸豐散毛土司覃氏的源流世系為：
覃墨來送—……覃汝先—覃伯堅—覃普諸—覃勾答什用—覃順—覃野王—……
宣恩覃氏的源流世系為：
覃汝先—覃伯堅（弟覃伯圭）—普諸—覃耳毛—覃川龍—覃大勝—覃天富—……
據此可知，除唐崖覃氏外，鄂西其他土著覃氏的源流世系基本一致，皆是覃汝先的直系后裔，只是分支不同而已，具有同源異支的淵源關系。而唐崖覃氏以“鐵木乃耳”為開宗鼻祖，直到覃啟處送始為覃姓。
唐崖覃氏和鄂西南其他土著覃氏的字派也有明顯的差異。鄂西南其他土著覃氏的字派大同小異，皆為40字，故被稱為“老派”。以咸豐柑子樹的覃氏字派為例，其字派為：繼世宗光作，家聲慶遠長。文章貞正道，事業著明堂。定國忠謨顯，安民俊澤揚。億年常甫志，永代普聯芳。而唐崖覃氏字派僅為20字，故被稱為“新派”，其字派為：宗單澤梓光，世錦繡春芳。文運昌祖德，國恩永傳邦。這類表明唐崖覃氏和其他土著覃氏的字派既有區別，又有聯系。
可見，這支蒙古軍隊是鄂西南土家族覃氏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支流之一。
因起義后遭官兵鎮壓，或躲避戰亂等多種原因，湖南、貴州等地苗族、侗族等少數民族亦相繼遷徙到鄂西南土家族地區。這些民族由于長期與土家族相互雜居，經濟交往和文化交流日益頻繁，彼此通婚逐漸增多，致使一部分人逐漸融于土家族之中。
此外，恩施州還有一部分土家族是直接從湘西遷入的。如來鳳河東舍米湖彭氏就是直接從湘西遷徙而來的，與湘西彭氏土家族同源，皆是江西彭氏百藝工匠的后代。但這部分土家族是何時遷入來鳳境內，如何遷徙而來，目前尚不清楚，有待于進一步調查研究。
可見，恩施州的土家族絕大部分是世居的，少部分是從周邊地區遷徙而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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